当那封用血写成的请罪书从大洋彼岸漂来，当那个为大明守了半辈子边疆的老将说“臣之罪也”——张世杰的眼泪，第一次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愧疚。他愧疚的不是陈泽要造反，是他亲手把陈泽推到了造反的边缘。
崇祯四十四年六月初九，卯时三刻。
新明洲，金山堡议事厅。
天还没亮透，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人。二十几个议员，分列两侧，神情肃穆，一言不发。他们是新明洲议会第一届议员，有移民，有商人，有工匠，有农民，还有几个当年被流放到这里的江南士子。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，有的华丽，有的朴素，有的甚至打着补丁。但他们的眼睛里，有同一种光——那是野心，是欲望，也是恐惧。
最上首的位置，空着。那是留给陈泽的。但他没有来。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来过议事厅了。他的病，越来越重。太医说，是积劳成疾，旧伤复发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
“陈将军不来，我们自己议。”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站了起来。他叫刘大川，是金州共和国的创始人，也是新明洲议会最有权势的议员。他的脸上，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是当年在矿上被石头砸的。他的眼睛里，有光——那是野心。
“诸位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，“今天议一件事。矿税。”
议事厅里，安静下来。
刘大川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，展开：“户部来文，催缴本年矿税。三百万两。三百万两，咱们拿得出来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
刘大川继续道：“拿不出来。不是不想拿，是拿不出来。移民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要住房。民兵要发饷，要买枪，要养马。学校要盖，医院要建，路要修。处处都要银子。哪还有银子交税？”
一个议员站起来：“可朝廷催得紧。不交，就是抗旨。抗旨，就是造反。”
刘大川看着他：“造反？我们造什么反？我们是大明的子民，我们不想造反。但朝廷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逼。三百万两，不是小数目。交了，我们就得饿死。不交，朝廷就说我们造反。你们说，怎么办？”
议事厅里，又安静了。
辰时三刻，决议通过了。
二十三个议员，十七个赞成，三个反对，三个弃权。赞成的人，脸色凝重；反对的人，脸色惨白；弃权的人，一言不发。
决议的内容很简单：新明洲议会，拒绝缴纳本年矿税。同时，自组民兵五千，保卫家园。
“诸位，”刘大川站在议事厅中央，看着那些议员，“从今天起，新明洲的事，新明洲自己管。朝廷的事，朝廷管。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一个老议员站起来，声音发颤：“刘先生，这是造反。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的。”
刘大川看着他：“朝廷？朝廷在万里之外。它的兵，来不了。它的船，到不了。它的官，管不了。我们能自己管，为什么要让别人管？”
老议员摇摇头：“陈将军不会答应的。”
刘大川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陈将军，病了。他管不了了。”
巳时三刻，陈泽躺在病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眼窝深陷。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，只靠参汤吊着命。他的左臂，在十年前就被炸断了；他的右腿，在三年前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；他的背上，有无数道伤疤，是这三十年在战场上留下的。
他的身边，跪着林翼。这个跟了他二十年的老部下，此刻泪流满面。
“将军，议会通过了决议，拒缴矿税，自组民兵。”林翼的声音沙哑。
陈泽睁开眼，看着他：“多少人赞成？”
林翼低下头：“十七个。”
陈泽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缓缓道：“十七个……够了。三分之二。他们铁了心要造反。”
林翼哭道：“将军，我去找他们谈。我去求他们。我去……”
陈泽打断他：“不用了。他们不会听的。他们等这一天，等了很久了。”
他伸出手，想去拿床头的笔。他的手在发抖，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下，才写下第一个字。他写了一封信，是给张世杰的。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
“王爷钧鉴：新明洲议会拒缴矿税，自组民兵五千。臣病重，不能制。臣之罪也。臣陈泽，顿首百拜。”
他写完，放下笔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刀，在手指上划了一道。血，涌了出来。他用血，在信的末尾，按下了一个血手印。
“林翼，”他的声音很弱，“把这封信，送回北京。六百里加急。”
林翼接过信，跪在地上，磕了三个头：“将军，您保重。”
陈泽闭上眼，没有再说话。
午时三刻，一艘快船从金山堡出发，驶向大洋彼岸。
船上装着的，只有那封血书。船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水手，叫周老大，是陈泽的老部下。他站在船头，望着那片茫茫大海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“老大，这封信，真的要送？”大副走过来，低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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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老大看着他：“不送，就是抗旨。送了，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”
大副犹豫了一下：“老大，万一朝廷怪罪下来……”
周老大打断他：“怪罪？怪罪谁？怪罪陈将军？他为大明守了三十年边疆，丢了左臂，伤了右腿，满身伤疤。朝廷要是怪罪他，那还是朝廷吗？”
他看着那片海：“送。一定要送到。”
两个月后，北京。
张世杰躺在床上，面前摆着那封从新明洲送来的血书。他已经看了无数遍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标点，都烂熟于心。他的眼泪，流了下来。
“王爷，您怎么了？”陈邦彦站在一旁，声音发颤。
张世杰摇摇头：“没什么。就是觉得，我对不起陈泽。”
他看着天花板：“我让他去美洲，他去了。我让他打仗，他打了。我让他守边疆，他守了。三十年，他没说过一个不字。现在，他老了，病了，快死了。他的部下要造反，他管不了了。他给我写血书，说‘臣之罪也’。他有什么罪？有罪的是我。是我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的。是我让他管不了，也退不了的。”
他的眼泪，滴在血书上，把那个血手印洇开了。
“非卿罪，本王之过。”他喃喃道。
酉时三刻，张承业跪在父亲床前。
“父亲，新明洲的事，怎么办？”他的声音沙哑。
张世杰看着他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张承业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派兵。镇压。杀一儆百。”
张世杰摇摇头：“派兵？派多少？五千？一万？两万？派去了，打不打？打，就是自己人杀自己人。不打，就是认怂。认怂，其他地方也会学。”
张承业愣住了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张世杰看着他：“等。等陈泽的消息。等他死了，还是等他好了。他死了，新明洲就群龙无首。他好了，也许还能压住。”
他伸出手，握住张承业的手：“承业，你记住。新明洲的事，不是军事问题，是政治问题。要用政治手段解决，不能用军事手段。一用军事手段，就输了。”
戌时三刻，新明洲，金山堡。
陈泽躺在病床上，望着天花板。他的眼睛，已经看不清了。他的耳朵，已经听不见了。但他的心，还在跳。他的脑子，还在想。
他在想，自己这一辈子，值不值。
二十岁，跟着张世杰跨海东征，平了东瀛。三十岁，跟着张世杰远赴美洲，打了西班牙人。四十岁，跟着张世杰北伐阿拉斯加，赶走了俄国人。五十岁，他守在美洲，替大明看着这片新大陆。
他丢了左臂，伤了右腿，满身伤疤。他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但妻子死了，儿子也死了。他活着，但和死了差不多。
“将军，您在想什么？”林翼跪在床边。
陈泽沉默很久，缓缓道：“在想，红云。”
林翼愣住了。
陈泽继续道：“她临死前，拉着我的手说——‘勿成新科尔特斯，与土人共分此土，而非尽夺之。’我答应了她。我做到了。但我的部下，要做科尔特斯了。”
他的眼泪，流了下来：“我对不起她。”
亥时三刻，金州城。
刘大川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摆着那份拒缴矿税的决议。他已经看了无数遍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标点，都烂熟于心。他的脸上，没有笑容。他的心里，没有波澜。他只是看着，看着那张决定了他命运的纸。
“先生，朝廷会派兵吗？”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身边，声音发颤。
刘大川看着他：“会。也不会。”
年轻人愣住了。
刘大川继续道：“会，是因为朝廷要维护权威。不会，是因为朝廷打不起。打，就是自己人杀自己人。杀赢了，输了人心。杀输了，输了天下。”
他看着窗外那片漆黑的夜空：“所以，他们会等。等陈将军死。陈将军死了，新明洲就群龙无首。到时候，朝廷再派兵，就容易了。”
年轻人的脸色，变了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刘大川微微一笑：“等。等陈将军死。他死了，我们就独立。”
子时三刻，北京。
张世杰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。他的右眼，已经看不清了。但他的心，还在跳。他的脑子，还在想。
他在想，自己这一辈子，值不值。
二十岁，他跨海东征，平了东瀛。三十岁，他远赴美洲，打了西班牙人。四十岁，他北伐阿拉斯加，赶走了俄国人。五十岁，他和欧洲人打了一场世界大战，赢了。六十岁，他躺在床上，等着死。
他杀了无数人，也救了无数人。他被人恨，也被人爱。他被人骂，也被人捧。他活着，但和死了差不多。
“王爷，您该休息了。”陈邦彦走进来。
张世杰摇摇头：“不休息。还有事要做。”
他伸出手，想去拿笔。他的手在发抖，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下，才写下第一个字。他写了一封信，是给陈泽的。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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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泽吾弟：新明洲的事，我知道了。不怪你。你好好养病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大明不能没有你，新明洲也不能没有你。你死了，他们就真的散了。”
他写完，放下笔，把信折好，塞进信封。
“六百里加急，送到金山堡。”他对陈邦彦说。
两个月后，陈泽收到了那封信。
他躺在床上，看着那些字。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，但他认得那个笔迹。那是张世杰的笔迹，歪歪扭扭，像蚯蚓在爬。他知道，张世杰也病了，也快死了。两个老人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隔着万里大洋，用最后的力气，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。
“将军，王爷说什么？”林翼跪在床边。
陈泽沉默很久，缓缓道：“他说，不怪我。他说，等我好了，再一起想办法。”
他的眼泪，流了下来：“但我知道，我好不了了。他也好不了了。我们都快死了。我们死了，大明怎么办？新明洲怎么办？”
他伸出手，握住林翼的手：“林翼，你记住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造反。造反，就中了别人的计。别人就盼着我们自己打起来。我们打起来，他们就赢了。”
林翼哭道：“将军，我记住了。”
陈泽闭上眼，再也没有说话。
窗外，月光如水。那片他守了三十年的土地，在月光下静静沉睡。他不知道，明天会怎样。但他知道，今天，他尽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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