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怀仁的人头落地，江南的局势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就在吴怀仁被押上刑场的同一个时辰，另一队人马从江宁府的北门悄无声息地进了城。

带队的正是韩章。他没有穿官袍，只一身半旧的青色棉袍，头上戴着一顶寻常的毡帽，骑着一匹瘦马，身边只跟了两个随从。

他从京城一路南下，比吴怀仁的密旨早到了整整五天。

这五天，他没有去钦差行辕，没有去江宁府衙，甚至没有在任何一家客栈登记姓名。

他住在城东一条巷子深处的一户人家里，那是他在翰林院时一个旧相识的宅子，清静，不起眼，适合一个不想被人知道的人住下。

吴怀仁被杀的当天夜里，韩章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。

他走进江宁府衙的时候，周敏正在后堂里坐着发呆。短短半个月，这位江宁知府象是老了十岁。

吴怀仁的事，粮铺被砸的事，灾民闹事的事，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他肩上。

他看见韩章走进来，看见那道明黄色的圣旨，脸色刷地白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额头抵着冰冷的青砖，半天没敢抬头。

韩章没有为难他。

圣旨上的话写得很清楚：吴怀仁已伏诛，其党羽交由江宁府会同按察使司审讯，依律定罪。

至于周敏，暂留原职，戴罪立功。

而真正让江南震动的是另一道旨意。

直接晓谕江南各府、各县、各乡、各里，贴满了从江宁到苏州、从湖州到松江的每一条大街小巷。

告示上用最通俗的话写着：凡与吴怀仁勾结、私分赈灾粮、囤积居奇、哄抬粮价者，一经查实，抄没家产，主犯斩立决，从犯流三千里。告示的末尾盖着鲜红的御玺。

告示贴出去的头三天，没有一个人来举报。不是没有人知道那些粮商和富绅做了什么，而是没有人敢说。

那些人在地方上盘踞了几十年，根深蒂固，手眼通天，普通百姓得罪不起，一般的官吏也不敢得罪。

韩章没有急。他让人在告示下面加了一行小字：“首告者赏银百两，并免本户一年钱粮。”

第四天，有人来了。

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，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，头发用一块旧布包着，脸上满是风吹日晒留下的沟壑。

她站在江宁府衙门口，踌躇了整整一个时辰，几次转身要走，又几次折返回来。

最后是一个守门的差役看不下去了，问她来做什么，她张了张嘴，声音小得象蚊子叫：“我、我来举报。”

她举报的是城东的粮商赵满仓。赵满仓是江宁府最大的粮商，在江南七府都有铺面，背后的靠山是崔家。

吴怀仁在江南的那些日子，赵满仓是第一个给他送银子的，也是第一个从他手里买到官仓粮食的。

那些本该分给灾民的粮食，从官仓里运出来，一车一车地拉进了赵满仓的粮库，然后换上赵家粮铺的袋子，以三倍的价格卖到市面上。

灾民们饿着肚子排队等粥的时候，赵满仓的粮铺里堆着山一样的米面，比灾前贵了五倍不止。

韩章听完那妇人的话，让人去查。查出来的东西比那妇人说的多得多。

赵满仓不仅从吴怀仁手里买了官仓的粮食，还联合江宁府另外几家粮商，在灾情最重的时候联手抬价，把粮价从一百文一斗炒到了六百文一斗。

那些买不起粮的人家，有的卖儿卖女，有的举家逃荒，有的在屋里挂了一根绳子，一家老小整整齐齐地吊在梁上。

韩章调了随他南下的一队禁军——人数不多，只有一百。

一百人分作三路，天不亮就出了城，等天亮的时候，赵满仓在江宁府的宅子、铺面、粮库，已经全部被围得水泄不通。

赵满仓被抓的时候还在吃早饭。他穿着一身绸缎袍子，坐在花厅里，面前摆着四碟小菜、一碗鸡丝粥、一笼蟹黄包。

禁军踹开门的时候，他手里的筷子还夹着一个包子，嘴里的粥还没来得及咽下去。他看见那些穿甲胄的兵涌进来，脸色变了，可嘴上还在硬撑，说自己是正经商人，说自己是冤枉的，说要见知府大人。

禁军没跟他废话，两个人一左一右架住他的骼膊，把他从椅子上拖了起来。他那双穿着软底缎面鞋的脚在青砖地上划了两道，留下两条长长的灰痕，象两条垂死挣扎的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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