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，莫斯科的冬天来得格外早。

李卫民是在十一月抵达这座城市的。

飞机降落的时候，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路灯在暮色中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，像碎了一地的金子。

在众人的簇拥下，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走出机场，冷风迎面扑来，带着北方特有的干燥和凛冽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那味道让他想起了七年前的东北边境，想起了那个背着一杆步枪、眼睛像贝加尔湖冰面的女人。

这次来莫斯科，名义上是为了一部合拍片。华光国际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谈了大半年的项目终于敲定了，二战题材，大场面，需要毛熊国方面提供场地、设备和军事顾问。

作为公司的掌舵人，他本可以派别人来，可他还是亲自来了。

他跟自己说这是对项目的重视，可心里明白，那不过是个借口。他真正想见的，是那个七年前在风雪中与他并肩御狼的女人。

他甚至在出发前特意翻了翻空间，那把小巧的手枪还在，被他保养得闪闪发亮。

想要在人海茫茫之中找到她，他知道希望渺茫。

毛熊国这么大，莫斯科这么远，叶卡捷琳娜在远东军区服役，不一定在这里。

就算她在，茫茫人海，怎么遇？就算遇见了，七年过去了，她还会记得他吗？他不敢想太多，怕想多了失望更大。

合拍片的会谈持续了三天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伊万诺夫是个热情的胖子，每次开会都准备一大桌子茶点，黑面包、鱼子酱、伏特加，一样不少。

李卫民用熟练的俄语跟他交谈，这让伊万诺夫觉得很惊讶。

第三天下午，合同签了。

伊万诺夫拉着他的手说晚上要请他吃饭，好好庆祝。

李卫民有些疲惫，推说想回酒店休息。

伊万诺夫也不勉强，拍着他的肩膀说改天再约。

李卫民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，名叫“国家酒店”，是那种老派的、带着苏联式厚重感的建筑，大理石地面，黄铜扶手，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踩上去没有声音。

他的房间在四楼，窗户正对着红场，能看见圣瓦西里大教堂五彩斑斓的尖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。

他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，坐在床边，揉了揉太阳穴。

三天的高强度会谈让他有些疲惫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合同的条款、翻译的措辞、伊万诺夫的热情——都乱成一团。

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那把马卡洛夫p手枪握在手心里。

铁质的器材被他的体温捂热了，他盯着这把手枪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放在床头柜上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有人在敲门。

李卫民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下午五点四十分。

他以为是酒店的服务生，说了声“进来”，可没人应。敲门声又响了，这回比刚才重了一些。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拉开门。

走廊里站着一个小男孩。

他大概五六岁的样子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外套，帽子歪戴在头上，露出一撮黑色的头发。

他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，鼻尖挂着一点清涕，可那双眼睛很亮，黑得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。

他仰着头看着李卫民，目光里有好奇，有紧张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。

李卫民愣了一下。这个小男孩的面孔让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像是在哪里见过，又不像。他用俄语问了一句：“你找谁？”

小男孩没有回答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举起来，踮着脚尖递给他。

李卫民接过来，展开。

纸条上的字迹娟秀，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，像是练过书法，可那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生涩，显然写字的人不是中国人。内容是中文，只有短短几行——

“还记得远东边境的那一夜吗？明天中午十二点，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广场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马卡洛夫手枪的人，就来。”

李卫民的手指微微发抖。他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，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他蹲下来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：“小朋友，这纸条是谁给你的？”

小男孩用俄语说：“一个阿姨。”

“她长什么样？”

“高高的，很漂亮，眼睛是蓝色的。”小男孩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她给我买了糖果。”

李卫民笑了，那笑容里有惊喜，有不可置信，还有一种被压抑了七年、此刻忽然破土而出的滚烫的东西。

他伸出手，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发，他的头发很软，很黑，温热的，带着一股奶香味。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
“你等会儿。”李卫民转身从房间内拿出几块巧克力糖果给小男孩。

小男孩害羞的接过后，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，然后转身跑了。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，哒哒哒，渐渐远了。

李卫民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，很久没有动。

他的手指摩挲着纸条上的字迹，除了叶卡捷琳娜，没有人会对他这么说了。

那场雪，那个边境线上的夜晚，那一整夜的相互依靠和御狼疗伤，还有她临别时交给他的手枪。那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记忆。

他把纸条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她在这里，她在莫斯科。

晚上，他几乎一夜没睡。

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把纸条拿出来看了十几遍，每一遍都觉得不是真的，又看，又确认。

他想起七年前，在东北边境线上的那个夜晚。

他们并肩坐在火堆前，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他说话，讲她在远东军区的故事，讲她喜欢骑马胜过开车，讲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边境线上。

她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点沙哑，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缓缓拉动。

而他，也和她分享了他的一些生活。

两个人就这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们依偎在了一起，也不知道是谁先主动的。

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火堆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，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狼嚎。

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，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凝结成白雾，又散开。

她的身体很热，很软，像一团燃烧的火。

她的手指抓着他的后背，抓得很紧，指甲陷进他的皮肤里，留下深深的印记。

他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，闻见她身上的味道，混着雪花和硝烟，还有一点点血腥味——是她的伤口渗出来的。

他没有问她为什么，她也没有解释。在那个风雪交加的边境线夜晚，他们像两个迷路的孩子，在人世间的荒原上偶然相遇，用彼此的体温取暖。

天亮的时候，她已经穿好了军装，站在晨光里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。

他把长命锁递给她，她也回赠了手枪给他。

他接过手枪，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背，冰凉。他想说点什么，她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脚步踩在雪地上，溅起一片雪雾，她的背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天地间。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手枪，站了很久。

第二天，天气晴好。

莫斯科难得出了太阳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的白光。李卫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阿尔巴特街。

普希金广场不算大，广场中央竖着一尊普希金的铜像，诗人微微低着头，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在凝视着某个人。

铜像上落了一层薄雪，风吹过来，雪沫从诗人的肩头飘落。

广场周围是商店、咖啡馆、书店，人来人往，有人在买东西，有人在聊天，有小孩在追鸽子，有一对情侣坐在长椅上分享一盘冰淇淋。

李卫民站在铜像旁边，大衣领子竖起来，两手插在口袋里。

他的手心里攥着那个定情信物，攥得很紧，指节泛白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每一张面孔，从东边看到西边，从南边看到北边，一遍又一遍。每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过，他都会多看两眼，确认是不是她。可都不是。

时间过得很快。十一点，十一点半，十二点，十二点半。

人群中来来往往，没有叶卡捷琳娜。

他告诉自己不要急，也许她路上耽搁了。他不走了，就在铜像旁边站着，像一尊雕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广场的入口。

下午一点，一点半，两点。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他的影子从短变长，又从长变短。他站得腿有些酸了，走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，仍然盯着广场的入口。他怕自己坐下了就看不见了，又站起来，走回铜像旁边。

下午三点，广场上的人少了一些。他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从对面走过来，穿着灰色大衣，围着一条红围巾，头发是棕色的，不是黑色。

走近了，是一个陌生的面孔，冲他笑了笑，大概是觉得这个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的东方人很奇怪。他的希望升起又落下，像坐过山车。

下午四点，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了，橘红色的光落在雪地上，把整个广场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橙黄。

他想起纸条上写的“明天中午十二点”，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小时。

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，或者记错了时间，又或者——她根本就没打算来。

也许她只是路过莫斯科，临时起意写了那张纸条，后来又因为什么原因不能来了。也许她是在试探他，看他会不会来。也许她就是不想来了。

他坐在长椅上，弯下腰，双手撑着膝盖，低着头。

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，看了又看，纸条已经被他折出了深深的折痕，字迹有些模糊了。东北边境的雪，那个夜晚——这些记忆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。她一定是想来的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他告诉自己再等等，等到天黑。

五点，五点一刻，五点三十分。

广场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，跟晚霞的余晖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幅油画。

小主，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

行人渐渐稀少了，鸽子也飞走了，只有那尊普希金铜像还站在那里，默默地凝视着远方。

李卫民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双腿。他在雪地里站了将近六个小时，腿已经麻了。

他看了看手表，五点四十五分。天马上就要黑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再等最后十五分钟。

广场边上，有一个戴头套的人。

李卫民之前就注意到了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，戴着一个熊的头套，那种游乐场里常见的、搞笑的、毛茸茸的头套。

他在发传单，大概是某个商家请的活广告。

李卫民正看着那个人，那个人忽然扔下手里的传单，朝他走过来。李卫民往后站了站，警惕地盯着那个人。那个人走到他面前，站定，然后伸出双手，慢慢摘下头套。

一头金色的长发散落下来，在路灯下泛着栗色的光泽。

她的脸很小，颧骨高，鼻梁挺，嘴唇薄，眉骨英气逼人。她的皮肤比七年前白了一些，眼底有淡淡的阴影，像是睡眠不足，可那双眼睛没变——蓝灰色的，像贝加尔湖的冰面，又冷又亮。

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，围着一条灰色围巾，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，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他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“是你。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发涩。

叶卡捷琳娜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头套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了一句：“是我。”

李卫民看着她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排山倒海的情绪。是惊喜、是委屈、是愤怒、是心疼——这些情绪搅在一起，像一团烧开的水，咕嘟咕嘟往外冒。

他伸出手，一把把她拉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紧得她几乎喘不过气。

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埋在她的头发里，“我等了你一天。”

叶卡捷琳娜没有回答。她靠在他怀里，闭上眼睛，睫毛颤了颤。她的身子很凉，像是站在外面很久了，可他的胸口很热，隔着厚厚的羽绒服都能感觉到。

“不是一天。”她忽然说，“是七年。”

李卫民的手收紧了一些，把她箍得更紧。

“你为什么戴着头套？”他问，“你怕被认出来？”

叶卡捷琳娜从他怀里抬起头，看着他。她的眼眶红红的，但没有哭。她的表情很复杂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忍着什么，嘴角抽了一下。

“我来之前，在那边站了很久。”她朝广场的另一边看了一眼，“从你等你的第一个小时开始，我就来了。”

李卫民愣住了。

“我戴着这个头套，你看不见我，我能看见你。

你站在那里，看着走过来的人，每次都满怀希望，每次都失望。

你坐下来，又站起来，又坐下。

你掏出那张纸条，看了好几遍。

你在雪地里跺脚，你把手插在口袋里，你整理自己的领子。

你一直等，从中午等到现在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汇报工作，可说到最后，声音有了裂痕，“我想过很多种可能。也许你会来，也许你不会来。也许你来了一会儿就走了，也许你根本不会来。你没有，你一直在。”

李卫民看着她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。她不是来晚了，她是在试探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会来，给不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他不需要问那么多，但他需要一个理由。

叶卡捷琳娜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里的头套。毛茸茸的熊脸在路灯下咧着嘴，像是在笑她。

“因为我不敢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被风吹散，“我怕你变了，怕你不记得了，怕你来了看见我现在这样，转身就走。那样的话，我宁愿不来。不来，我心里还有个念想。来了，念想就碎了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“这些年，我看了你所有的电影。《太极张三丰》《少林寺》《黄飞鸿》《陈真》，每一部都看了好多遍。我甚至去了莫斯科的电影院，看了中文原版带俄文字幕的。我把你的海报贴在家里，贴了很多张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谢尔盖问我，妈妈，这个叔叔是谁？我说是一个朋友。他又问我，妈妈是不是很喜欢他？我没有回答。他每次看见你的海报，都会叫你的名字——李卫民。他叫得很好听。”

李卫民的手指在她肩上收紧了。“谢尔盖是谁？”

叶卡捷琳娜看着他，沉默了。风从广场上吹过来，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。她没有拨开，就那么被他拥在怀里，两个人对视着。

“我们的儿子。”她一字一句说。

李卫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咚咚咚，像有人在擂鼓。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，只有她的脸，只有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，只有她说的那四个字——我们的儿子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。

叶卡捷琳娜没有说话。她转过身，朝广场边上招了招手。李卫民顺着她的方向看过去，那里站着一个人——不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小男孩。

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小棉袄，帽子上有两个毛茸茸的耳朵，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，在路灯下闪着光。

李卫民一眼看出，这个小男孩正是昨天给他送信的那个小男孩。

小男孩跑过来，跑得很慢，因为地上有雪。他跑到叶卡捷琳娜身边，抱住她的腿，然后仰着头，看向李卫民。那双眼睛、那张脸——李卫民蹲下来，跟小男孩平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用俄语问。

小男孩怯生生地说：“谢尔盖。”

“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六岁。”

李卫民慢慢伸出手，轻轻触摸小男孩的脸蛋。

那张脸是圆圆的，有点婴儿肥，皮肤很白，透着一点粉色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那张脸的轮廓，那双眼睛的形状，那对眉毛的走向——那是他的脸，是他小时候的样子。

他想起七年前的东北边境，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想起叶卡捷琳娜靠在他肩上沉沉睡去，想起天亮后她在晨光里穿好军装，头也不回地骑马跑了。

他没有意识到的是，一夜之间，一颗种子在她体内扎下了根。她回到莫斯科后，发现怀孕了。她选择生下来，独自抚养。

“谢尔盖，”小男孩忽然开口了，用俄语，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

李卫民点了点头。

小男孩歪着头看着他：“你会打拳吗？妈妈说你很厉害，会飞。”

李卫民笑了，那笑容里有泪光，有苦涩，有太多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情绪。

他伸出手，把儿子抱起来。小男孩很轻，很软，像搂着一团雪。他把脸埋在儿子的棉袄里，闻见一股奶香味和洗衣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他觉得自己等了七年，就是在等这一刻。

叶卡捷琳娜站在旁边，看着他们父子俩，眼泪终于无声地滑了下来。她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再转回来，蹲下来，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肩膀上。

“谢尔盖，他不是普通的中国人。”叶卡捷琳娜说，“他叫李卫民，他是你的爸爸。”

小男孩扭头看向李卫民，眼睛里充满了惊讶，好像在说“真的吗？”。李卫民看着他，心脏跳得很快。他突然很想哭，但他忍住了。

谢尔盖看看妈妈，又看看李卫民，忽然咧嘴笑了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。那笑容是天真的，是不设防的，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对这个世界最本能的信任和亲近。李卫民的眼泪终于没能忍住，无声地滑了下来，落在雪地上，融出一个小小的坑。

原来在这里，也有一个流着他的血脉的孩子，也有一个思念他的女人。

他抱着儿子，她靠在他身边，三个人在莫斯科的雪夜里站了很久很久。他们都没有说话。风还在吹，雪还在下，可他们都不觉得冷。

广场上的钟声响了，六下。普希金铜像静静地矗立在夜色中，诗人低着头，像是在为他们写一首新的诗。李卫民深吸一口气，把儿子放下来，拉起叶卡捷琳娜的手。

“走吧，找个暖和的地方，慢慢说。”他说。

叶卡捷琳娜点了点头。她牵起谢尔盖的另一只手，三个人并肩走在莫斯科的雪夜里。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雪地上，两个大人的影子中间夹着一个小小的影子。

他们朝着灯火通明的前方走去，那里有热茶，有故事，有他们失去的七年——还有未来。

👉&128073; 当前浏览器转码失败：请退出“阅读模式”显示完整内容，返回“原网页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