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月出天山，

苍茫云海间。

长风几万里，

吹度玉门关。

诗寄《关山月》，是李白传唱千古的边塞诗名句。诗中的“天山”，指的其实是今天的祁连山，“祁连”在匈奴语中，就是天的意思，它是河西走廊的南沿；玉门关的旧址，就在今天甘肃敦煌的西北。

看着舷窗下的景象，我禁不住默念起先祖李白的《关山月》，只见莽莽苍苍的灰白色戈壁和土黄色沙海次第出现，隐约在望，间或有几条紫气蒸腾、瘦骨嶙峋的山脉穿越其间，除了偶尔出现的一两根如细线般的公路外，大半天看不到一个活动的影子……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了。

看着机翼下这荒凉的瀚海戈壁，我不禁想起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孤独行者和他身边那匹瘦弱的老马，他们仿佛依旧在漫漫沙海和无边戈壁中负笈独行，尽管一次次濒临绝境，甚至要只身穿越八百里莫贺延碛，旅者依旧抱定“不取真经，誓不回头”的宏愿，踽踽独行，护持他的，只有他心中的弥勒和坚定的信仰——玄奘法师，这位也许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高僧，就连以说话刻薄闻名的鲁迅先生提起他，都赞他是“中华民族的脊梁”。

突然飞机抖动了一下，我向下一看，绿色的影子已经开始逐次展开，下面的绿洲就是八百里莫贺延碛的南端起点——瓜州。飞机开始由此向西盘旋，沿着一条黑黢黢山脊的北侧，有依稀可见的一条细线，那是瓜州到敦煌的公路，沿着山脊和公路这个天然形成的地标，飞机开始逐渐下降，终于，沙漠边沿的一条跑道逐渐出现在视线内的，正是敦煌机场。

平稳的软着陆之后，这趟戈壁沙海中的飞行就算到了目的地。感谢现代科技——要是回到盛唐时代，我们这次寻佛求法之旅也会变得多么艰难。

虽然很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旺季，但游客如今来到戈壁沙海中的敦煌，住宿和门票依然都是大问题：普通的商务酒店，房价能是一线城市的好几倍；至于门票，不少历尽艰难的旅程到了敦煌的游客，满以为抬脚就能看到此行的目的地——莫高窟，然而很多没做好攻略的游客会发现，原来这里的门票需要提前几个月在网上预订！倒是有一部分应急票，不过一大早就得排队去等票，每天因为有限量，能不能等到就要看运气了。

然而有了公安部直属机关的招牌，有了林峰和陈强带队，这一切对我们都不是问题。上次云冈之行，当地警方一开始的高规格接待，让慧明师父和王家昌都很反感，我也很不以为然。然而当我们上了当地警方派来的考斯特大客车，负责陪同和接待的赵科长向我们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不知那二位怎么想，反正我是觉得这点特权还真是帮了我们大忙——特权真是个好东西，难怪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众多精英都在孜孜以求。

这位赵科长三十来岁的年纪，中等偏上的个子，板寸头，四方脸。毕竟是长期生活在戈壁沙海的边沿，他的皮肤显得黝黑而粗糙，脸颊上两条深深的八字纹清晰可见。西北汉子到底是豪气一些，他说话中气厚重、声如洪钟，举手投足间显得自信而爽直。

“咱这沙漠边边儿上的小地方，要不是有莫高窟，也难得来你们这些贵客。上头交代过了，我们一定搞好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，有啥需要你们尽管吩咐，咱一定全力配合，千万不要客气。”

“任务在身，我也不敢和你客气了，”林峰倒是单刀直入，“早听说莫高窟为了艺术宝窟的保护，有很多限制和规矩。可我们这次任务，却免不了要触动这些规矩，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，但是还是希望通过你们，与石窟保护和研究机构达成谅解。”

“不瞒您说，”赵科长一听就面有难色，“生活上的事情，虽然咱这儿在沙漠边边儿上，咱尽量给你们解决。唯独这件事，咱公安上说了还真不算。你们也知道，从北朝到元朝，这整整一千年里，莫高窟历朝历代都在营造，是个有生命的艺术宝窟，所以它的保护是第一位的，任何事情都要给保护让路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我们先和研究院打个招呼，咱先按照正常的参观路线走一趟，我这也算是先完成了自己分内的差事。然后，你们有啥特殊要求，咱们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您看咋样？”

林峰看了看慧明师父和王家昌，又看了看我和王琼，看大家都在默默点头，然后就对赵科长说：“难得您想的周到，那就按您说的办。”

“好滴很！”赵科长终于爽朗地大笑。

说话间，我们穿越一条白杨和旱柳构成的绿色长廊，考斯特车在一条高等级公路向西北行驶了十多公里，然后在一个平交口勾头，右手边是一处现代化的穹顶建筑，模仿的是沙丘的形状——这就是敦煌近年修建的数字展示中心。

按如今的管理规定，游客车辆应当在这里的停车场停靠，集中检票并收看数字穹幕电影后，再乘坐摆渡车，抵达南面十多公里的莫高窟，但因为事先打过招呼，我们的考斯特很快就通关并驶上了莫高窟景观大道。转过弯道后不久，一带被茂密的杨树林河谷就出现在视野，河谷之上的一带赭红的山峦，就是闻名世界的鸣沙山了。

赵科长为了尽地主之谊，不失时机地向我们介绍沿路的风光地理。

“那就是鸣沙山，对面是三危山，那条河叫宕泉河，跌宕起伏的那个宕，不过如今人们都将错就错，管它叫大泉河了。它是祁连山冰雪融水会聚成的，和敦煌城区里的党河一起，造就了沙漠中的敦煌绿洲，最终都流入疏勒河。”

“疏勒河？！”我立刻想起什么，“是不是那条中国唯一向西流的河流？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吧，”赵科长解释说：“我在新疆当过几年兵，北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，一条向西北流进北冰洋，一条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，他们也都算是向西流的河。”

“嗯嗯，”我连连点头，开始对这个基层干部有了好印象：“疏勒河古书上也叫籍端水、冥水，说‘唯一’呢，形成这个说法的时期，中国的版图还不包括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，我之所以记得这条河，就是因为它颠倒阴阳、自成一脉，在传统风水上有特殊意义。”

说话间，考斯特已经进入景区内部的一个停车场，走过横跨在宕泉河上的一座石桥，那莫高窟标志性的“石室宝藏”大牌坊下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正等在那里，看到赵科长，连忙迎了上来。

“哎呀，又给你们添麻烦了！”赵科长一边握手一边说。

“赵科长客气了，”年轻男子微笑着回答，“上面已经交代过了，让我们全力配合，这也是我的任务嘛。”

赵科长回头向我们介绍：“这位是保卫处马副处长，年轻有为；这位是接待部的王丽，不仅研究院最好的讲解员，还是研究院的研究生。”

研究生做导游？还是马处长向我们介绍了敦煌研究院一项独有的规定——无论新来的员工将来担任什么职务，从事什么行业，工作第一年都必须在接待部当一年导游，然后再从事本专业。

王丽身着一身天青色西装套裙，套裙裁剪合度，西式的立体裁剪，衣襟却是中式汉服的斜襟，上衣面料上还有隐约的暗纹，仔细一看是敦煌飞天的造型。王丽身材苗条，穿上这身衣服，站在那里显得亭亭玉立——后来我们知道，这是为了迎接国内外游客，敦煌研究院特意设计制作的具有敦煌壁画服饰元素的新制服。

在这位美丽女子的引领下，我们穿过大牌坊，一路向东，迎面又遇上了一座小一点的牌坊，上面又“莫高窟”三个金色的行书，显然是出自郭沫若之手。不过王丽告诉我们，郭沫若从来没有来过莫高窟，这三个字也是从他的书法中拼出来的，牌坊上以前是另外三个字——“古汉桥”。

透过牌坊后面的栏杆，鸣沙山那竖直的崖壁上，蜂巢一样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洞窟已经清晰可见，洞窟间有步道、走廊和楼梯相连，形成一个整齐有序的整体。

王丽说：“和很多佛教洞窟不同的是，莫高窟是一个修建延续千年的活的艺术宝窟。”她说，前秦建元二年，也就是公元366年，僧人乐尊路经鸣沙山，在此回望对面的三危山时，突然看到金光万道、万佛呈现，于是发愿在此建造洞窟，他在鸣沙山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——那是个禅窟，是僧人用来参禅打坐的洞窟。后来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，称为“漠高窟”，意为“沙漠的高处”。后世因“漠”与“莫”通用，便改称为“莫高窟”。

“不过还有一种说法，”王丽说：“佛家有言，修建佛洞功德无量。‘莫’者，没有的意思，莫高窟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行和功德了。”

从那时开始，历朝历代都有人在此营建洞窟，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，直到元代都有断断续续的修建。明嘉靖年间，明朝政府封闭嘉峪关，敦煌就处于塞外了，莫高窟停止了长达千年的修建，成为边塞荒凉之地。

王丽并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她就按照平常接待方式，先领我们从16洞和17洞的藏经洞开始参观。

在进入洞窟之前，她先领我们来到洞窟对面一处小院——这曾是清末的道教三清宫，当地人俗称下寺，也是那个道士王圆箓的故居。

公元1900年，正是中国人熟知的庚子年，就在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集解的那个五月，这位来自湖北麻城的道士在整理16窟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藏在里面的17窟——藏经洞。随后，伴随八国联军在那个末代王朝国都的劫掠，藏经洞文物和经卷也遭受来自世界各地“考古家”和“探险家”的劫掠。

后来，王圆箓用盗卖文物所得的钱财，八年后在此重修前三清宫。在藏经白被发现百年后，敦煌研究院重建此寺，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，以昭示后人。

两边的白粉墙上，几幅画风奇特的壁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：一幅壁画是一位带须老僧和一位容貌娟秀的年轻僧人，搂搂抱抱，表情暧昧；另一幅上，两个短胡须、著道袍的老者，头上梳的居然是古代小孩子才有的总角丫髻，也是勾肩搭背，动作略显猥琐……

“啧啧啧啧，这王道士的口味可够重的，那时候搞同性恋很风雅吗？”王家昌说话从无顾忌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“家昌兄，谤僧也是口业啊……”慧明师父直皱眉头：“这是和合二仙，穿僧袍的，是寒山、拾得二位高僧的菩萨相，是‘和合二仙’在佛门的形象；穿道袍的，是和合二仙在民间和道家中的形象，一般是两个蓬头、笑面、赤脚的小孩模样，这个造型无非特殊一些而已，绝对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个意思。”

“你就是瞪眼说瞎话！”王家昌又怒了：“就算他们是‘和合二仙’，画成这德行，这‘基’情四射的画风，你别说你看不出来！”

看到这两位前辈在这暧昧敏感的问题上争论不休，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好在旁边赔笑。

在参观陈列馆文物和图片的时候，半天没说话的王琼突然问了王丽一个问题：“那部世界上第一个雕版印刷的唐代《金刚经》卷子，也是藏经洞发现的经卷之一吧？”

“是。”王丽本来明亮的眼眸突然间黯淡下来。

“它是世界现存最早的、有确切题款纪年的雕版印刷品，见证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辉煌，也是汉译本《金刚经》中最完整、最好的版本，被称为‘万经之王’，可惜经书不在中国，它1907年被英国籍比利时人斯坦因从道士王圆箓手中骗购，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，现藏大英图书馆。

“那部经书刊刻于唐懿宗咸通九年，也就是公元868年。它比欧洲最早的木刻版画早了整整555年。

“这卷《金刚经》全长5米，高27.6厘米。共由8张印刷品拼成，前7张相同，其中第一纸为木刻扉画《祗树给孤独园》，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；第二张到第七张为雕版木刻《金刚经》全文。

“这卷《金刚经》端正大气，印刷墨色清晰，雕刻刀法纯熟。英国大英图书馆称之为‘世界上最早的书籍’，为世界级重要文物。

“当初斯坦因买它的时候，算上它，再加上其他一万多卷经卷和写本，总共付给王道士40块马蹄银，相当于当时印度的500卢比……我们这些后世子孙，愧对祖先啊！”

王丽说到这里，声音已经有些颤抖，我也鼻头一阵发酸。

“我一个堂妹曾经留学英国，”我对王丽说：“有一次她去大英博物馆参观，看到敦煌遗宝时，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机拍下来用电邮发给我，说她心里特别难受……别说是她，我看了也是痛彻肺腑。”

“所以啊，这个院子里就有一块保持自然形态的青石上，镌刻着一句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言——‘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！’”王丽说。

是的，刚进门我就看到了，当时心里就一阵发紧……

离开院子，我们就来到对面的16窟。迎面可见的，是一座三层的木构窟沿，也算是雕梁画栋。

“这里俗称‘三层楼’，是王道士在1906年主持修建的，用的正是私卖藏经洞文物的钱，”王丽介绍说。

“这他妈的也叫保护了吧？这世上的事儿真是有意思。”王家昌骂了一句。

我们走进去，如今里面地面上铺设了地板，两侧是长长的甬道，甬道尽头是一座殿堂，据王丽说是莫高窟最大洞窟，洞顶藻井绘有金色四龙团凤，颇具特色，难怪当初王道士会选这里当栖身之所。

殿堂中的佛像和菩萨像，本来是宋代塑的，到了清代，重塑了一遍。甬道两侧的壁画到依旧保持了唐代的原貌依旧清晰可见，与人等高的菩萨像体态婀娜，美不胜收。

在甬道北侧的墙壁上，两尊菩萨像之间有一个小门，借助王丽手中的手电光，我探头进去，里面几乎空空如也，只在一个禅床上有一尊塑像，那是晚唐河西佛门都僧统洪辩，这座洞窟正是为他所建的影窟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日关系最融洽的时候，我看过一部中日合拍的历史电影《敦煌》，那是根据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，算是对藏经洞文物来历的一种猜想：北宋和西夏争夺西域统治权的时期，也就是十一世纪初，当时敦煌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惠，他将家族历代收藏的佛经、佛画、法器以及其它宗教、社会文书等五万多件秘藏于此，砌墙封门，表层饰以壁画，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封门之事渐渐被人遗忘……

“据说除了外国人用胶水粘去和盗走，当年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，也毁掉了不少是吧？”站在甬道外面欣赏壁画的王琼突然问王丽一句。

“是的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期间，私自剥落上层壁画以观察历史更久远被覆盖的壁画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”王丽轻声回答。

“当年在美国的时候，很多来自台湾的同学推崇张大千，我他妈就很反感！”王家昌说：“虽说他年轻时候有点坎坷，暮年却享尽荣华富贵，甚至在南美建立自己神仙乐园，每当想起这老东西，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。对敦煌壁画犯下的如此罪行，我觉得这老家伙和那位王道士一样，理应遭受万世子孙唾弃！”

“我倒觉得，同样一件事，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结论。”我回头说：“要是没有王道士，没有斯坦因，会有全世界瞩目的敦煌学？这些文物在那战乱年代留在中国，而不是像宝贝一样存放在国外的博物馆里，在文革中被发现会是什么后果？同样的，要是没有张大千，又有多少中国人会懂得欣赏敦煌之美？

“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，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，没有这一次次惨痛的历史教训，会懂得反躬自省，会从‘天朝上邦’的梦中惊醒？”

说到这儿，我有些激动，不过面对王丽和马处长的目光，我又自失地笑了——说这些不着道的话干嘛？一来班门弄斧；而来弄不好要自取其辱，连忙改了话题：“除了井上靖小说里的故事，藏经洞形成的真正原因有定论吗？”

马处长想了想说：“这恐怕要成千古之谜了。”

这正是：

探秘孰云远，

忘怀复尔同。

日寻高深意，

宛是神仙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