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有铜驼扉半开，

人传高后燕居来。

五龙蟠结朝真阁，

七宝庄严礼佛台。

诗寄《旧官词》，作者是明代皇族朱谋㬜（觐），也就是后来号“八大山人”的大画家朱耷的父亲。

闲话不表，书接上文。且说马处长接着讲述藏经洞经卷的来历，他说：“从发现至今，研究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，只好另辟蹊径，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，提出了多种假说。归纳起来，大致有‘避难说’、‘废弃说’和‘书库改造说’等几种。

“井上靖那个故事，就是‘避难说’的一种。这种说法认为，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，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，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。

“‘废弃说’认为，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的没用的废品。在藏经洞封闭时，即曹宗寿当政时期，敦煌僧侣已向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，还有锦帙包裹、金字题头的《大般若经》。要是避难，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珍藏于石室中，为什么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，收藏的却是残经破卷？所以他们认为，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避难，而是这些东西在当时没有实用价值，被废弃了。

“‘书库改造说’认为，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,折页式的经卷,已从中原传到敦煌，这些线装的经书阅读、携带方便，所以僧侣们就把藏书室里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，还有其他杂物，一并置于石室封闭。

“总之，藏经洞形成的确切原因目前还是个谜，不过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史料的完备，这个谜底迟早会被揭开。”

走出16窟大门，王丽正准备按平常的行程，带我们到几个有代表性的洞窟和几个特窟参观一下——对一般游客而言，参观特窟不仅需要另外买票，看哪个洞窟还要完全凭运气，对我们这些对历史文化都有着浓厚兴趣的人来说，这自然是难得的机会。不过，由于心里有事，加上任务在身，出门后我和林峰、王琼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暂时不看这些洞窟，直奔金函内那张经卷上所指的96窟北大像而去。

当我们把这个要求向马处长和王丽提出后，他们有些意外：“那你们可要错过莫高窟的很多精华和宝藏了。”

“任务在身，只好留点遗憾了。”林峰的这句话，显然让王丽很吃惊，她看看林峰，又看看马处长和赵科长，见他们没有反应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从靠着山崖一侧的步道向南走，栏杆外面是我们来时的一条专用车道。春日的阳光下，外面的毛白杨枝繁叶茂，点点金光从还不算茂密的绿叶间透过，让人神清气爽。只是稍显奇怪的是，这些白杨的树干大多东倒西歪，想必是大漠的风沙所致。

一路行来，免不了会向右边随处可见的洞窟张望：紫红色的砂砾岩崖壁上，大多数洞窟都大门紧锁，看不清里面的模样。只有偶尔几个洞窟，有导游各自带着一队游客在参观，但因为里面光线昏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难得来到这位于丝路要冲、大漠深处的艺术宝窟，虽近在咫尺，却来不及进去瞻仰，我想其他人也和我一样，心里颇多不舍。

大约走了一里路，远远的，在各种图片和影像资料中已经熟知的飞檐斗拱、朱漆廊柱的九层楼出现在眼帘：它依山而建，高耸飞檐，远看形似唐塔，正是敦煌这座艺术殿堂的标志性建筑。

“历朝历代对九层楼都有重建，”王丽边走边介绍：“北大像最初修凿于武周证圣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95年，当时窟前殿堂是四层；唐乾符元年开始，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又重修北大像，四层殿堂增加到五层；北宋年间也有修建。晚清时期，当地富商重新出资修建，后来我们在斯坦因等人拍摄的敦煌图片中，看到的北大像是露天的，塔楼是五层。1935年，当地富商再次发愿重修，这就有了今天的九层楼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雄伟建筑，又是后来1986年由敦煌研究院重新加固维修的。据说马上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加固和翻修，说话儿也就是今年冬天的事了。”

我们站在九层楼前，仰望这座艺术圣殿，由于建筑结构的原因，塔楼顶部遥不可见，我们的最多能看到六七层的样。即便如此，塔楼雄伟的气势让人站在前面感到气短。

进入洞窟后，抬头仰望，垂足而坐的35米高的弥勒大像傲然在上，这座洞窟内就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，所以又称大像窟。站在窟底，只能仰望这座高高在上的弥勒像，三四十米外的佛头上，圆润丰满的脸颊和下巴清晰可见，细眉长目也依稀能见，而我们眼前的，是她垂足而坐时的双腿、赤脚和衣裙下摆。

显而易见，头顶上这尊褒衣博带、面容丰满的大佛，和云冈的释迦坐像完全不同，和那里的交脚弥勒坐像也完全不同，已经完全汉化。越过菩萨的头顶，９６窟华丽的箓顶藻井远远可望，上面排列整齐、繁花似锦的彩绘，也集中体现了敦煌的艺术风格和传统。

“据说，这尊弥勒像的脸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。”王丽的这个说法，立刻让我想起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，我看旁边的王琼也是一笑。

“因为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武装人员炸毁，这尊大佛就成为继四川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之后，世界第三高的古代佛像。”好在王丽加了“古代”这个定语，否则，在当今中国佛教再度兴起的大环境下，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造的大佛，其尺度超过这尊大佛的，绝不在少数。

“像这样高大的洞窟，开凿时极为困难，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，然后向上挖出崖顶，再逐渐下挖，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，凿出第二条甬道，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甬道排出，就这样依次向下，直到地面。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，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，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，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。”

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慧明师父一直默默双手合十，在弥勒像下礼佛。听到我们说完，他问了王丽一句：“说这尊大佛按照武则天相貌雕塑，有什么历史证据吗？”

“为了给武则天‘女主临朝’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进行背书，白马寺方丈薛怀义以及和尚法明等，伪造了《大云经》来讨好武则天，他们用经书中净光天女‘弥勒下世，女子为王’的说法，说明武则天作为女人当皇帝的合法性。所以当690年，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，便自称是‘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’。”

当初我们在法源寺丁香花丛中和慧明师父参禅的时候，他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这时又听王丽说《大云经》是伪经，我不免有些担心。可看看慧明师父，他似乎并不为所动——看来，他也早已经习惯了这些真真假假的说法。

“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，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。”王丽接着说：“在这尊弥勒像开凿的三百多年前，莫高窟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。到了唐朝，莫高窟迎来了鼎盛时期，当时开凿窟室1000余龛，这里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代开凿的。这其间，一些大家族为了纪念营造洞窟，留下不少石碑，它们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这尊弥勒像的开凿也是有历史记录的？”慧明师父追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千真万确。”王丽回答到：“在晚唐一处洞窟的窟壁上，有一份写于唐朝咸通六年的《莫高窟记》墨书，上面清楚地记载了这段历史，现在那份文书就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。

“哦，是这样啊……”慧明师父微笑着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么你知道俄罗斯收藏的历史最早的敦煌文本是什么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王丽一时语塞。

“我知道，”马处长在旁边接了一句，“是写于北魏延和三年——也就是公元434年的《大方等无相大云经》。”

敦煌研究院真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没想到从事保卫工作的马处长，对敦煌学的研究竟也这么精深，我们不由得暗自佩服。

“我妈妈曾经留学莫斯科，也是研究历史的，所以她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。当我来敦煌工作的时候，她就曾经告诉过我。”马处长解释说，让我心里又是一动。

“是啊，《大云经》，不光是昙无谶大师在敦煌所翻译，它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，也藏于敦煌——可以说，一代女皇武则天企图从佛教中找到‘女主临朝’合法依据，最重要的证据来源就在敦煌。”

此时，我禁不住喃喃地念诵起经卷上那首佛偈：

“净光天女闻真经，

佛旨下生菩萨行。

转轮王土四有一，

终得自在复上升。”

“您在念诵什么？”王丽好奇地问。

“一首佛偈。”我接过她话反问：“我想问你一下——当我念诵起这样的佛偈，就一个敦煌的专业研究者而言，你们首先想到什么？”

“净光天女，转轮王……”王丽也禁不住喃喃自语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着我说：“转轮王并不难理解，这是佛教对于世俗王权的一种观念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前，‘天人感应’、‘五德终始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王权合法性的解释。”

我不由得连连点头——作为一个民间风水师，阴阳五行是我的看家学问。我当然知道，“天人感应”之说源于《尚书·洪范》，是儒家的一套学说。尽管儒家从孔子开始就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但另一方面，对天地的敬畏却也贯彻儒家思想的始终。“天人感应”学说就认为：天和人同类相通，相互感应，天能干预人事，人亦能感应上天。上天的儿子，也就是周天子以及后来的皇帝，假如违背了天意，不仁不义，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；如果政通人和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。

而“五德始终”，则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。“五德”是指五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，“终始”指“五德”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，邹衍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、王朝兴衰作解释。比如战国之后的秦汉之际，秦朝就自比水德，尚黑；汉朝就自认火德，尚红。即便是到了王莽篡汉的时候，他也为改朝换代找到充分的依据，认为新朝属土德，尚黄——为此他连汉家宫殿的房顶就漆成黄色，以显示自己“天命所归”的土德。

“到了隋唐之际，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，它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世界观。佛教关于世俗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‘转轮王’，把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，贯穿整个隋唐时期。莫高窟在隋唐时代进入开凿的高峰期，‘转轮王’的观念和形象在这里比比皆是。

“从隋文帝杨坚开始，他就自比转轮王，在很多诏书中，他就宣布以‘正法’统治统一后的国家。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，也是唯一一个把‘转轮王’这个称号加入自己帝号中的君主，她还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多次加减自己的尊号：她先是为自己加尊号“金轮圣神皇帝”，后来又加尊号为“越古金轮圣神皇帝”。证圣元年正月，她再一次改年号后，空前绝后地自称“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”，还大赦天下，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，她就去掉‘慈氏越古’的尊号，保留“金轮圣神皇帝”的尊号……”

“加尊号也罢了，怎么还要减呢？”王琼在一旁不解地问。

“因为矛盾啊。”慧明师父在旁边笑了。

“怎么就矛盾了？”

“慈氏就是弥勒另一种汉语音译，出自唐代的玄奘法师。金轮王，是金、银、铜、铁四种转轮王中功业最高的，可以统制包括须弥山在内的四大部洲，相对而言，铁轮王就只能统制南瞻部洲。可是，弥勒是娑婆世界的未来佛，而转轮王是未来佛在人间的护法——武则天的做法违反了‘一佛一转轮王’的固有模式，所以说矛盾。”慧明师父解释说。

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，但基本意思我是懂了。

“想当年，玄奘大师翻译完百卷本的《瑜伽师地论》后，唐太宗亲自作序，这就是后来在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《大唐圣教序》。在谢表中，玄奘法师就把太宗皇帝统一天下称为‘金轮御天’，甚至使处于佛教世界中心的天竺也为之顺从。后来高宗皇帝继位，玄奘在谢表中，一方面以传统天命思想称颂高宗“宝图御极”，而另一方面又用“金轮乘正”来描述，将高宗描述为转轮王。”慧明师父接着说：“可以说，至少在初唐和盛唐时代，转轮王就是佛家对世俗王权的解释和认可。”

“不光如此，”王丽接着说：“在莫高窟的很多《报恩经》经变壁画里，在《对治品》中，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——佛前生为转轮王，身剜千孔燃千灯，以求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样的《报恩经》经变，从盛唐到宋代的莫高窟经变壁画上，也不在少数。总之，转轮王的说法，是‘君权神授’在佛法中的解释，在莫高窟留下的痕迹不在少数，包括我们眼前这尊弥勒坐像，也是武则天自称‘弥勒降世’，‘金轮御天’的集中体现。”

“那么净光天女呢？”王琼追问一句。

“这个……”能言善辩、学识渊博的王丽，这时竟有些语塞。

此时，我们已经由楼梯走向九层楼的高处——为了安全和文物保护，这里已经禁止游客上来，但因为事先和马处长打过招呼，我们还是得以在上面的明窗前面，得以和弥勒大像近乎面对面的平时，当看到她那慈祥庄严的面容上，细长的双眼透射出慈祥然而又逼人的神采，慧明师父依旧忍不住匍匐在楼板上，双手合什，顶礼膜拜并口颂玄奘大师所作的《弥勒慈尊礼赞》：

“诸佛当居清净剎，

受用报体量无穷，

凡夫肉眼未曾识，

为现千尺一金驱。

南无当来弥勒慈尊，

愿未来往生慈尊净土！”

起身后，慧明师父接着王丽的话说：“净光天女之说，只是《大云经》中很小的一部分，武则天之所以把这个说法无限放大，那实在是因为在儒教中找不到‘女主临朝’的依据。不仅找不到，儒家知识分子‘牝鸡司晨’的说法，也是武则天绝不能接受的。道教虽然不反对阴阳转换、以柔克刚，但既然李唐皇室已经认祖归宗，奉道教的祖神太上老君李耳为祖先，作为李家的媳妇儿，武则天怎么可能从李唐国教中，去找寻自己当女皇的思想基础呢？

“所以，洛阳白马寺方丈薛怀义等人才会揣摩她的心思，遍查佛经，在《大云经》的字缝里，找到女人称帝的依据，这就是净光天女的故事。”

“这也就是说，这尊弥勒大像也是净光天女的化身了？”王丽吃惊地问道：“要是这样，连南大像也是了？”

说到南大像，这尊位于１３０窟的弥勒大像也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目标。趁此机会，我问王丽：“南大像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当然不远！”王丽有些惊讶地说，语气中明显带着这样的意思——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？

对这些第一次来莫高窟的人来说，我们当然都不知道各洞窟之间的路程远近，于是王琼也趁势说：“要是不远，那现在就带我们去看看吧？”

看得出，王丽对我们一行人的目的已经充满了疑惑，不过既然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，既然赵科长和马处长都客客气气地全程陪同，她也实在不好说什么，加上一队游客此时已经进入96窟，狭小的洞窟已经站不下这么多人，于是她就带着我们继续南行。

果然，没走多远，我们就来到一处搭着脚手架的洞窟门口，这个洞窟既不同于三层楼，也不同于九层楼，洞窟下方有幽暗低矮的窟门，门上面有一处人字形的上下步道可通中部明窗，最上面的高处有一个类似三层楼楼顶的窟檐，守护着大佛头上的窟顶。因为有密密麻麻脚手架的遮挡，整个洞窟和窟檐看得并不是很清楚。

到了最下层的窟门，门旁的牌子上写着阿拉伯数字“130”的字样，王丽从腰间挂着的一串儿钥匙中选出一个，打开窟门让我们进去。然后，她又拿出手中的另外一把“神器”——之前一直伴随我们的一支小小的手电，它只能发出一束很细小的光柱，在漆黑的莫高窟洞窟里，这是唯一的照明了。

洞窟里面显然也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整修，王丽用手电光圈住一个个洞窟中的细节，告诉我们说：“这个洞窟开凿于唐开元、天宝年间，也就是武则天还政后的唐玄宗统治时期。‘南大像’是莫高窟第二大佛，高26米，也是石胎泥塑弥勒倚坐像。这次整修，主要是修补壁画上的盐碱和空泡。”

看我们疑惑，她就指着一处鼓起的壁画局部说：“看这里，下面因为受盐碱和返潮的影响，壁画下面已经形成一个空洞，如果不及时修补，这处壁画迟早就会脱落下去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，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用特殊比例配置的泥浆，将空泡下面清理填补完后，再将鼓起的壁画局部粘回去。”

“这么多壁画，这样一块块地处理，那得要多久啊？”王琼吃惊地说。

“文物修复和保护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工作，这个洞窟我们已经修复了两年，预计全部整修完，至少需要五年时间。”王丽的回答又让我惊叹不已。

王丽又把手电指向甬道：“甬道南北壁上部各开一龛，主室南北壁上，各绘有高约15米的巨型菩萨坐像一身。”

“看这里！”上她把手电指向菩萨像上面：“这个飞天是宋代所绘，也是敦煌石窟中最大的飞天图象。”

她又把手电指向高处：“大佛头部有7米，这当然不符合人体比例，但却巧妙地解决了自下而上仰望佛时的视觉差，从而使参佛的信众能清晰地看到既庄严又慈祥的弥勒表情。”

当她的手电指向大佛两手两手时，连我这个外行也看出两只手有明显的差别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作为女性，王琼显然对这点差别比我更敏感：“大佛施无畏印的右手，和放在膝盖上的右手一比，显得那么死板？反倒是右手显得线条流畅，像活的一样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这就是时代风格了。”王丽说：“原因也很简单——大佛的右手是宋代又重塑的，而左手是唐代的原雕塑。”

原来如此！

其实作为从小就喜欢金石古物的洛阳书生，我对这样的时代差别有更深刻的理解。俗话说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，洛阳历朝历代的古墓葬前面的神道石刻，石狮、石虎、石羊等等，一看那风格就能立刻断代——汉唐气象之时，那些石刻豪迈奔放，线条流畅，仿佛都带着动感，随时能飞跃出去。到了宋以后，神道石刻大多呆若木鸡，线条呆板，处处体现出逐步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，对艺术的禁锢。

从下面看大佛的面容，这尊弥勒像较之南大像显得更男性化一些，加上他下巴上一点黑色的污渍，给我的感觉是：如果北大像是按照武则天面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，那么南大像就可能是按照唐玄宗形象塑造的男性形象——当然，这完全是个人的猜想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向王丽和马处长提出这一想法。

从洞窟出来，我们跟着王丽从楼梯走到上面的洞窟外的走廊，从外面的明窗向里看，此时大佛的面容在我们眼前显得更加威严。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王丽让我们向后看：“看，只有在这个位置，九层楼看起来才是九层，除非是在远处的山上远眺，在莫高窟内的其他位置，九层楼都不可能被看全。”

我们顺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如此！

我们这时候才发现，九层楼最上面的是一座类似两层凉亭的建筑，和下面的七层窟檐并不在一条轴线上，而是远远靠在鸣沙山崖顶，最高处是攒尖顶的古建，飞檐高挑，风格也和下面的建筑迥异，难怪我们在洞窟前面仰望时，根本不可能看到顶部的样子。

走马观花般地走过这几个洞窟后，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彩塑、壁画等，我们也顾不上看，从九层楼前的出口出去后，乘上等在那里的一辆电瓶车，跟随马处长和王丽一路向北，来到一片已经显得有些老旧的两层小楼，这看上去不起眼的建筑，正是赫赫有名的敦煌研究院。

这正是：

破微尘出大经卷，

一弹指顷千百遍。

只因错认月为灯，

至今展卷遮羞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！